一个被称为队长的人走过来，气势逼人的指着我们说：“都过来，这边来。”
我们被带到一个单独办公室，摆设极其简单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，大概是专门审讯用的屋子。
阿兰扫我一眼，因为长时间痛哭，她眼睛还是肿的。我们都落座，队长亲自问话。
“你先说。”他示意阿兰，眼睛似有穿透力，直直看到别人脑子里去。
“我丈夫出了车祸，她是杀人犯，她孩子不正常……”
“停，”队长呵止，“我们讲究点逻辑，你跟她什么关系，怎么认识，死者是谁？案发当时是什么情况？”
“这，恐怕要从二十多年前开始说起了。”
“没关系，从头说。”队长显示出极大的耐心。
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，在阿兰详尽的描述中，我三岁生活的面目渐渐清晰。
那时候，那时候。
父亲被单位调派到很远的南方工作，母亲一人在家照看我。阿兰在我邻居家当保姆，闲来无事经常跟母亲聊天。
阿兰也有一个孩子，名叫王多多，跟我同龄，大眼睛小圆脸，模样相仿。她常跟母亲说，你家孩子比较听话，我家多多活泼一些。
母亲想躲过“计划生育政策”，再要一个男孩子。于是，她们瞒着父亲，实施了一个并不算坏的计划：把我托管给阿兰一年，慌称我丢了，弄一张娃娃准生票，阿兰可以在家乡享受保姆工资。
我被阿兰带走后，母亲没有来探望过我，只是定期给阿兰寄钱，两三个月去一次南方，跟父亲亲密接触，积极造人，然后回来细细观望肚子的动静。
阿兰继续讲：“我带她到我家时，她不叫默之，叫甜甜。那时交通不方便，城里离我们王庄很远，当天下午，多多非要跟他爸爸骑自行车去接我们，路上不小心翻到沟里，多多就……。”阿兰擦擦眼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失子之痛不曾减弱。
阿兰说了很多，但不是全部，她只拣有利的说，可我懂得从她语言中挑选和辨别。
我记起了。
我记起，刚到王庄，那个家就是热闹的，院子里站满了人，个个带着同情的眼光，掩饰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。地上躺着一个孩子，紫青的脸，闭着眼，我听见有人说，她死了。
那一天之后，那孩子被拉走了，院落一下空了起来。很空很安静。
阿兰失魂落魄的眼神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渐渐变成一种厌恶和怨恨。她觉得，是我给她家带来了噩运，我不来，多多不会兴奋的去接我，也不会出事。她甚至断定，我是多多的克星，占据了她的位置，成了她的替身。
我并不愿意再去回忆，阿兰和警察的对话渐远渐弱，时光象电影一样在眼前强迫的放映，我假装拥紧贝贝，眼泪无声的，大颗大颗的掉落。
那时，我常常被强迫穿多多的衣服，鞋子，用她的小碗吃饭，也强迫我跟多多说同样的话。这是爸爸，叫爸爸，这个要叫妈妈，不是阿姨！
“你叫王多多！记住，孩子。”年轻的阿兰抱着我，我怯怯的，说：“可我叫甜甜……”一个耳光扇过来，我嘴角流血，却不知道我错在哪里。
我不知道怎么讨好他们，我若坐着，他们便要我站，我站起来，他们又会烦躁的推开我，让我摔倒，嘴里还说：“不象不象，一幅丧门星样！”
父亲偶然探亲回家，发现事情并不象妈妈所说那样，有保姆在家照顾我，而是我被放到乡下，好久没有人管过。他气愤的拉着母亲找到王庆年家时，我正穿着死小孩的衣服，酩酊大醉
